貿易條件惡化論

貿易條件惡化論

貿易條件惡化論（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提出及其爭論

貿易條件惡化論是阿根廷著名的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舒什針對1929年大危機后拉丁美洲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的不斷惡化、在1949年5月向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提交的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來的。理論提出后經過索洛的歷史考查，辛格的進一步完善，得到了大多數發展經濟學家的認同。該理論認為：由于技術變遷，市場容量以及需求彈性，收入彈性等一系列條件的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的出口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的價格長期（下跌）惡化的趨勢，這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利。

貿易條件惡化論是發展經濟學家主張落后國家工業化的直接依據，也是其后提出的政府推動經濟計劃化，進口替代戰略的理論根據。而以瓦伊納、哈伯勒等為首的新古典學派主流經濟學家則否認在國際貿易中存在著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制造品的價格長期惡化趨勢，他們提出農業并不等于貧困，工業并不等于富裕的口號，認為一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取決于在工業或農礦業中的比較優勢狀況，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同樣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利益。他們還從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的統計中得出，在長期中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與發達國家制造的貿易條件是基本持平的。法國經濟史學家保羅·貝羅奇更是得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相對于發達國家有所改善的結論。兩派對貿易條件的變化趨勢進行了長期的爭論。那么，貿易條件的變化到底是怎樣的呢？

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分歧及其實質

兩派爭論的出發點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結論不同，發展經濟學派更重視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出口商品價格變化的長期趨勢；而新古典經濟學家更注重各國的技術變遷對改變自身的貿易條件的影響，兩者都有一定的道理。從近幾十年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經過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發達國家的經濟普遍進入了低速增長階段，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低速增長，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較快，特別是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地區，先是以韓國、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為首的亞洲四小龍的強勁崛起，接著是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這四只小虎的騰飛，最后是中國這條老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趕上來，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發展浪潮，很明顯，東亞經濟的騰飛與其快速發展的對外貿易是緊密相連的。那么，能否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就說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呢？能否因為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快速發展與其出口導向工業的成功息息相關就能證明貿易條件惡化論過時了呢？

不能，事情需要辯證地看，雖然從動態上看，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提升自己的產業技術水平，從而改善了自己的貿易條件，通過外向型發展確實取得了成功。但從靜態上看，長期以來，不同技術層次的產品出口價格差距依然存在，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在國際貿易中也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

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不斷改善自己的產業結構，提升自己產業的技術水平，改變自己的出口結構，從而改善自己的貿易條件的國家和地區，其發展的速度就比較快，發展水平就比較高，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如韓國、新加坡、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它們從出口農產品到勞動密集型產品，又迅速過渡到資本密集型產品，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不斷超越技術障礙，提升產業技術含量，增強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從而改善了自己的貿易條件，取得發展的成功。現在，四小龍正進一步趕超知識經濟，大力建設信息高速公路，構筑硅島和數碼港，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貿易條件。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長期以來初級產品的價格是在不斷下滑的，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以1957年到1982年為例，欠發達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了32%，這一惡化體現在四類主要的初級商品上：糧食下降了21%，飲料下降了28%，農業原料下降了45%，金屬下降了28%。（從1980年到199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價格下降35%，非食用類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礦物價格下降了45%。那些產業結構原始，技術發展緩慢，主要依靠出口初級農礦產品作為外匯來源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持久的貿易條件惡化，債務負擔沉重，發展速度緩慢，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以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為例，由于出口的初級產品所占比重大，技術水平低，因而發展大受影響，倫為最不發達國家之列。因此，雖然一國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創新，不斷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提升產業技術水平，使自己的貿易條件不斷改善，但從長期來看，低技術水平的產品與高技術水平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的惡化是客觀存在的，是不容否認的，這極大影響了落后國家經濟的發展。

在對貿易條件變遷的爭論中，發展經濟學家更強調其消極面，解釋了落后國家由于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從而導致了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極大地影響了它們的經濟發展。而新古典經濟學家更強調其積極面，提出新興工業化國家可以主動地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從而不斷地改善自己的貿易條件，最終取得了經濟的發展。

貿易條件惡化論提出的意義

普雷維什和辛格所提出的貿易條件惡化論是對正統的新古典貿易學說的徹底否定。

首先，它否定了傳統貿易理論的靜態性質。在傳統貿易理論中，貿易條件是既定的，不變的，不存在長期惡化和改善問題。

其次，它否定了自由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的結論。它認為在現有的貿易格局下，貿易只對出口制成品的中心國家有利，對出口初級產品的外圍國家是不利的。因此，它的政策意義是很清楚的，即反對自由貿易，主張貿易保護。它為發展中國家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道路，為實行貿易保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論根據。戰后50 至60年代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普遍采用內向型發展戰略，可以說，在理論上受普雷維什等人的觀點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貿易條件惡化論遭到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批判。反駁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否定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下降趨勢。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由于出口產品千差萬別，統計檢驗有很大的偏差。雖然大多數研究利用出口商品價格資料得出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長期下降的結論，但也有些研究利用另一些資料或不同的處理方法，發現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沒有顯示出下降的趨勢。

第二個層次是承認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呈長期下降的趨勢，但認為這是表面上的下降，而實際上并沒有下降。初級產品相對于工業制成品的價格下降是對這兩類產品質量改進的反映。由于工業制成品質量改進較初級產品要快，由于工業部門新產品的不斷涌現，由于運輸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工業制成品的價格相對于初級產品就要高一些。如果考慮這些因素，根據這些因素對初級產品價格作出適當調整，初級產品的相對價格可能沒有趨于下降。美國經濟學家哈伯勒就曾經指出，貿易條件惡化論者沒能適當地考慮老商品質量的變化以及許多新商品在市場上的出現。“由于主要是工業品在質量上有所改進而同時初級產品在質量方面或多或少都是一樣的；由于成百上千種新產品經過逐年加到新工業制成品之中，這種偏離就使初級產品出口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國）的貿易條件的變動表面上顯得比實際情況更不利了”，由于這個原因，“貿易條件惡化是否真正發生過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第三個層次是承認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呈下降的趨勢，但并不認為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構成重大障礙。貿易條件惡化論者所說的貿易條件是指商品的貿易條件即凈易貨貿易條件。有的學者認為，商品貿易條件的惡化不等于就是單要素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惡化。所謂單要素貿易條件是指參與出口生產的某一要素生產率，它等于商品貿易條件與該要素生產率的乘積。即使商品貿易條件下降了，但如果生產率增長比貿易條件下降幅度更大，則單要素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所謂收入貿易條件是指出口商品的購買力，它等于商品貿易條件與出口量的乘積。如果商品貿易條件下降導致出口收入更大幅度的增加，則收入貿易條件就是上升的。例如，如果贊比亞增加了銅的出口，從而導致世界銅價的下跌，但銅價下跌的幅度小于銅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則銅的出口收入就會增加，在進口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國外的收入貿易條件就是上升的。

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提出是對正統的貿易理論的巨大挑戰。如果國際貿易只是對發達國家有利，對發展中國家不利，比較優勢論對發展中國家就毫無用處，必須拋棄。因此，這個新貿易理論受到經濟學家尤其是發展經濟學家高度的和持續的重視。許多學者對普雷維什—辛格假說進行了多次驗證，大多數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在長期呈下降趨勢。因此，普雷維什—辛格假說至今仍然有它的意義。的確，發展中國家應該實行某種程度的進口替代和貿易保護，不過，用普雷維什—辛格假說來反對發展中國家積極地參與國際貿易和實行進口替代政策是不妥當的。

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支持者雖然反對傳統貿易理論的靜態性質，但他們自己并沒有看到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或者說他們只看到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遭受的動態損失。其實，國際貿易可以帶來很多動態的利益，如專業化、規模經濟、技術和知識的擴散、外商投資等等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優化配置、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持續增長。這些利益有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大大超過因貿易條件下降所造成的損失。那些積極地走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績從正面證明了這一點。

貿易條件惡化論的發展

當普雷維什、辛格提出貿易條件惡化論時，當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方式主要是初級農礦產品與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因此，當時的貿易條件的惡化主要是指初級農礦產品對工業品價格的惡化。隨著七、八十年代大批發展中國家加入初級加工品生產領域，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轉變為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交換。那么，是否也存在著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的惡化呢？漢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為該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們通過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間的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價格指數年均下降了0.65%。不僅如此，研究人員還發現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聯合國在2000年1月發布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并且，在相同技術層次的工業品之間也存在著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對發達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國際貿易發展到今天，發達國家的經濟已進入信息時代，作為后進國家又必然面臨著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對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條件和惡化。能否超越技術障礙，早日縮小兩者之間的技術差距，將決定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條件是否能得到改善，也決定了他們的經濟發展趨勢。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條件的惡化，從而造成嚴重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

由此可見，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對落后國家是在不斷惡化的，隨著世界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之間的貿易，主要存在著以初級農礦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交換，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交換，資本密集型產品與知識密集型產品相交換三種技術層次。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科技發展水平，分別處于側重于出口初級農礦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的分工上，體現了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每一個較高技術層次的國家相對于更高技術層次的國家存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但相對于較低技術層次的國家，他們又存在著貿易條件的優化趨勢。只有技術水平越高，一國才越有可能占領市場先機，也才能擁有更多的有利貿易條件，使貿易條件優化的收益大于貿易惡化的損失，最終改善自己的貿易環境，實現經濟的騰飛。否則，則會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越掉越遠。根據一國的技術發展水平，體現的不同的生產力狀況，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發展后果，人們把它們劃分為最不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由此可見，最終決定一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的是一國科技發展的水平。國際貿易的競爭實質上是科技實力的競爭，只有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產業結構，增強自己的科技實力，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貿易條件。

在貿易條件惡化論中還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許多工業品的價格下降的速度，下降的幅度遠遠超過了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幅度，能否用此而否定貿易條件惡化論呢？比如電腦技術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一款新式電腦剛開發出來時價格非常昂貴，但經過幾年之后，它的價格就下降得非常厲害。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呢？能否說明知識密集型產品相對于別的類型的產品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顯然不能。這需要利用商品的周期理論來解釋，因為隨著知識的擴散，技術的傳播，一款新式電腦剛開發出時是知識密集型產品，但隨著技術的成熟和標準化，它很快成為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規模化生產，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簡化和標準化，開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組裝，進一步由資本密集型的產品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可此可見，隨著技術的擴散，一臺電腦逐漸地由一種知識密集型產品變成了一種勞動密集型產品，電腦價格的大幅下降不僅不能否定貿易條件惡化論，反而進一步證明了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理論。其說明了貿易條件惡化不僅在于生產什么產品，而在于生產中所達到的技術水平。

貿易條件惡化論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意義

通過對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分析使我們認識到，由于技術水平的差距，對落后國家來說，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是客觀存在的。它不僅存在于初級產品與工業制成品之間，而且存在于不同技術種類的產品之間；它不僅存在于不同技術要素種類的產品之間，而且存在于同一技術要素產品的不同技術層次之間。只有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鴻溝，發展中國家才能改善自己的貿易條件。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從我國的貿易結構來看：1998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總額為147億美元，僅占同期出口總額的 7%，2000年出口額達到370億美元，但在中國同期出口總額的比重中也只有15%，遠低于世界八大貿易國家的平均比例40%，而在1998年出口總額的1837.57億美元中，光學、計量、檢驗、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出口額僅為65.6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4。可見，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產品的擴張促進了中國出口規模的擴大，與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相比，我國高技術產業比例太小，發展速度太慢。這意味著我們在與發達國家的貿易中面臨著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趨勢，事實也確實如此，以1980年的貿易條件為100，1985年下降到95， 1990年下降到73，1995年下降到71.5，1999年為68.7。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不僅不能成為貿易強國，恐怕連貿易大國的地位也不會長久。要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條件，我們必須努力吸收四小龍發展成功的經驗，進一步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增強商品競爭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

那么，應該如何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商品技術含量呢？我認為，從宏觀上，應該加大產業轉移力度，在確保就業的前提下，大力發展以機電產業為主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和以新材料，生物、信息、激光、電子等高技術產業，加快知識經濟的發育，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轉變為以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主。雖然二十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已取得了不小成就，到1999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已從1980年的46.6%上升到86.9%，機電產品出口已占到2000年出口的42.3%，高新技術產業也獲得高速發展。

但與許多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的出口產品的技術層次和規模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結構的調整依然任重道遠。從微觀上，我們應該大力加強傳統出口產品的技術提升，進行深加工。我國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占70%以上，是我國具有一定優勢的大宗出口商品，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傳統產品仍將是我國出口創匯的主要產品，為了加強其競爭力，我們必須對農業、紡織業等傳統產業內部進行調整，淘汰一批失去比較優勢的產品，積極將新技術，新材料向傳統產業進行滲透，提高其技術含量、質量和檔次，重獲比較優勢。

只有不斷地增強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積極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提高我國產品的技術層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并用高技術來武裝我們的傳統產業，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貿易環境，也才能沉著應對加入WTO后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知識經濟的強勁挑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貿易強國和經濟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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